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15]在分析的视角下，庞德先是一般地批判了分析法学对法律与道德的隔离，随后着重指出：显而易见，伦理因素在法律适用的两个层面上一直起着决定作用，即法律标准的适用和司法自由裁量。在紧接着的第十篇婚姻中，有关于近亲不能结婚的一些规定，这符合家庭伦理的范畴，在《法学总论》中已属罕见。

[8]这在世界其他法系中是没有的。[87] 当然也可以说,关于一些促进、维护道德和权利的制度性规制如《礼》也是用,它也是围绕道德和权利来运行的。出礼则入刑，礼是初级规范，法（律）是惩戒规范。何意志概括中华法系的特征有七：1、中华法律文化是礼文化，它体现了法与礼的统一。但是，仍然因为对人性的善与恶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尽管在确定了德主刑辅的《唐律》之后，法治的效果也未能尽显，或失之于宽，或失之于严，竟至沦为宽严皆误。

因而，我们法律上有关过失的注意义务标准，公平竞争标准，受托人的诚实管理标准，罗马法上有关特殊交易的诚实信用标准，或者说罗马法上关于一个谨慎而又勤勉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在此类情况下的行为标准，都包含了一种有关公正或公理的理念。[66] 康德的责任和我们平常的用法不同，他给责任以特殊的意义，这里不赘述。不把人民的力量集中在耕田上，国内的粮食就缺乏了，不把老百姓节制于战争中，对外兵力就弱了。

《文献通考·田赋考》上也说：秦开阡陌，遂得买卖。这样，在一方面，由于社会上已经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引致部分人对财富的无限追逐，进而以暴力手段或恶的对立的形式来谋求财富，成为社会罪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是法律起源的根本处也是早期法律主要以刑法为主的原因，世界几大古文明似乎都是如此，中国的法制道路自不用说，在古希腊，其法律最初也只受理刑事案件。因此，商鞅变法奖励军功，不仅是形势所迫，也是立国之要，严格地说，这算不上严刑峻法、刻薄寡恩。[50] 参见本书第92页脚注1，第155页，脚注1。

人开始以此为理由，拒绝施加在自己利己性要求之上的任何限制。[33]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二。

人类在与自然界相生相伴相争的过程中，人们通过劳动，从大自然获取生存资料，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第二节 生产方式与人性演变一 商品货币关系量变的冲击在我们的论证中，读者可能已经熟悉，我们总体上信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方式的存在与变化作为相对于人性（内因）的外因，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走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美）庞德著：《法律与道德》，第2页， 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白起、王翦之伦，攻取于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邻，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龙变虎视，实赖明赏必罚，以基帝业。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开阡陌封疆，摧抑贵族领主的势力，暗合于生产方式的变化。[31] 这个过程也有反复，当一个国家不能保证商品货币关系的正常发展时，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11]这在群雄争霸的时期，对外可以扩大疆土，可以掠夺财富，对内可以激励士气，培育军事力量，是富国强兵的快捷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同样，组织越大，其成员就越是没有理由分担它的责任和促进它的集体目标。

[25]更严重的还在于，当这种生产方式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其法律建构还会产生一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恶法，如文革时期一些关于阶级斗争以及打击所谓投机倒把的法律法规。[34] 参见（德）耶林著，郑永流译：《为权利而斗争》，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即使政治不是伦理，社会机体仍需要政治人之外的道德人。然而，身处于战国那样的大争之世，群雄争霸，兵戎相见，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藉。[44]但是，秦始皇不知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是听信了韩非、李斯之言，绝恩义，愚黔首，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竟至焚书坑儒，劳民伤财，穷奢极欲，天下骚然。现在想役使百姓，交给他们孝子忠臣都难以做到的事，我以为除非以刑罚来迫使他们，以奖赏来驱使它们不可。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29] 参见（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第二卷，第191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此后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的出现，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3，法制建设和道德伦理关系的维护同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方面，在法制建设的同时不能忽略道德伦理关系的维护，更不能敌视道德伦理关系的现实存在，对道德伦理关系中出现的恶的对立，法律必须予以施治（这也是秦以后中华法系从苦难中悟出的成果）。

鉴于西方法律自古以来对权利（不管谁的权利）的重视，对道德的忽略，西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将会是人类的严重问题。也要探寻生产方式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打下的烙印，在二者的基础上，再回溯变化中的法律为我们留下的启示。

而且进一步强调：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另外，晋国的《刑鼎》、《被庐法》，宋国的《刑器》，李悝在魏国有《法经》问世，申不害在韩国著有《刑符》，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最令人注目的是商鞅变法。[17] 参见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译：《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商鞅变法中有一条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中外法律中也曾涉及人们之间的利益，那么可以说在现在的西方法系就只剩下利益了。

一个社会，需要物质利益与其他方面的平衡，尤其需要权利与道德的平衡，没有这种平衡，一个社会就是畸型的甚至是行将就木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出现，让人们作为不同物品的所有者而彼此对立，使人们之间出现了物质互换的对立统一关系，这种对立统一，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产品的多样化和丰富化。

尽管如此，西方世界仍然掩饰不住对权利偏爱的沾沾自喜，他们以人权高于主权来抗御所谓专制国家的内政自白，自认为占据了道德高地。二 近代的影响中国最急剧最惨烈的社会变化当数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似乎已成为一个定语，圈定于中国的近代。

由此二者衍生出的形形色色的各种欲望和情感变化，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文革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然而，人性的实现，必须凭籍于外物，这个外物从广义上讲就是自然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首先表现的是资本家的权利，而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普及，而卷入这种关系的每一个人在不断的斗争中也有了自己相应的权利，即资本主义社会标榜的普遍的个人权利。而福山将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人类历史的终结者，则表现出盲目的理论自负。

但如果我们反思一下，当我们高喊保护权利、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不正证明权利的排他性和对立性吗？!权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困扰，主要还不在于他的排他性和对立性，权利的排他与对立，规范得当，尚可以成为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必须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法律的变化、发展、完善，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当《法国民法典》在法国大革命的炮火中催生，在拿破仑的权威下分娩时，大陆法系的定鼎之作于斯完成。

秦法的成功，主要在于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这里我们只讲秦法的失误与偏颇。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第244页。

诚然，权利意识的自觉是近代的事，[50]而且在此之前的权利主体不是奴隶主、自由民，就是国王、领主或家长，其他人是没有权利的。第三，商鞅明确表示背弃礼乐，蔑视慈仁，他说：辩慧，乱之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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